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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由此，张翔对国家机构的民主集中制做了功能主义的解释。

(55)这种三阶层论能够为行政处罚所参照，首先因为其包含了法律保留、法益保护和责任主义的法治国意涵。从证明标准来看，排除合理怀疑是当事人抗辩违法性认识错误不可避免的证明标准。

规范依据的寻获以及处罚漏洞的避免，或可成为违法性认识在行政处罚中应被定位为故意的支持理由，但将违法性认识仅局限于故意要素，却会引发其在行政处罚中的适用受到严重限制，进而无法贯彻责任主义的问题。这也意味着，在此领域内作业的行为人无论其实际认识能力如何，原则上都应以这一领域内的内行人的客观评判标准，对其是否可避免违法性认识错误予以评判。也有明确以过失为原则的，如奥地利《行政罚法》第5条，如行政法规无关责任要件之特别规定时，过失行为已足为处罚之理由。而错误是否可以避免也因此成为联结违法性认识错误与法律后果之间的中间环节。⑤劳东燕：《责任主义与违法性认识问题》，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3期。

(39)由此来看，违法性认识的体系定位所影响的还有认识错误的出罪能力。迄今，无论学者是将强调主观过错作为处罚要件归因于行政处罚教育与预防的双重目的，(26)还是认为责任主义代表的是尊重意志自由的民主立场，(27)抑或直接从宪法人格尊严条款中，提取出国家制裁的前提在于行为人在意志自由下对违法行为的选择和放任，(28)行政处罚应适用责任主义都已成为行政法学界的一般共识。但窃以为，以不立不破来描述宪法原意的更替或许比较准确。

既然宪法原意以宪法规定为基础，宪法典的全面修改势必导致宪法原意的全面更替。[58]而在后一个文本中，阅读者无法识别哪些宪法规定何时经过了修改，因而无从知晓相应的宪法原意何时发生了更替。{5}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宪法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宪修宪重要文献资料选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1年版。[59]这就有可能使阅读者产生一种感官上的错觉：整部宪法典的原意尽皆源自同一次修宪，出自同一批修宪者。

宪法原意必先初步形成方才谈得上最终固定。[15]美国的宪法原旨主义主张宪法原意应该固定于特定的时间点。

[1]不同于立法原意，宪法原意在中国目前尚不是通行的学理概念。[8]关于修宪程序之具体阶段的划分，中国主流宪法学教科书的观点不尽一致。[53]以上两个方面或许可以分别概括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二者结合起来则是继往开来或者守正创新。若能仔细比对记载相同修宪史实的不同史料，释宪者便可以进一步确证其可信度。

但是，完整的修宪过程并不限于提案之后的议决阶段，它还包括此前的准备阶段和起草阶段。[57]相比之下，宪法原文及宪法修正案作为标准文本更具正当性，宪法修正文本作为工作文本则更具实用性。晚近的实例如，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分别于2018年3月11日和20日通过宪法修正案和《监察法》。从这个意义上说，宪法原意应该生成于一个时间段。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全体会议于该月22日至27日审议了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而后决定将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审议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议案提请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审议。[55]现行宪法公布施行之后，此种修宪原意自当取代1978年全面修宪的原意。

理由仅仅在于：修宪者在局部修宪时对于宪法修正案没有触及的宪法规定有了新的理解。例如，2004年局部修宪终于实现了法学界孜孜以求的人权入宪的夙愿。

但依据笔者的粗略统计，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中仅有不到三成的代表曾经担任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52]在这次讲话中，他就1982年全面修宪提出了两个方面的理由。如前所述，现行宪法与这两部宪法的部分规定存在类同。比较合理的解释或许是，宪法只是选择性地规定了修宪过程中最为重要的环节，同时将其他环节留给法律加以规定或者交由修宪者进行安排。 邹奕，法学博士，四川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汉斌：《王汉斌访谈录：亲历新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50页。

在探究现行宪法特定规定的原意时，爬梳1954年制宪、1978年全面修宪的历史已然是惯常的学术进路。宪法原意的全面更替和局部更替分别由全面修宪和局部修宪予以实现。

关于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的原则，也将在宪法上表现出来。以许崇德所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关于1982年全面修宪的记载为例，按照修宪程序的上述三阶段进行粗略统计，该书记载起草阶段的篇幅约占119页，[13]而其记载议决阶段的篇幅仅仅约占10页。

[2]本文提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宪法修正案和法律时，均略去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国名。该观点有可能受到了现行宪法第64条第1款的影响。

释宪者若要进一步考察有关四项基本原则的宪法原意，就必须回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文之中。[47]确实如此，第五届全国人大通过1978年宪法和现行宪法的两次会议——第一次会议和第五次会议——的参会代表基本相同。第31条修改了宪法第136条和第4章章名。若要对该方法予以深究，我们显然无法回避作为其基本内核的宪法原意。

譬如，就原初含义而言，法律中有关某个法律权利的规定自然不得违背宪法中有关相应基本权利的规定，但前者可以在后者的基础上扩展相关权利的保护范围。其中，第一种情形有可能出现于上述所有三类活动。

但是，修宪者在修宪之后的有关言行也未必一概是对宪法原意的真实反映。[31]第二种情形主要归因于修宪者之政治决策的历史选择性。

其二，1954年9月成立的第一届全国人大与1978年2月成立的第五届全国人大均属于组织形态的通过者，二者最初各有代表1226名和3497名，它们在人数上同样相差甚大，由此也不难推测在人员组成上存在较大的差异。毋庸讳言，在现行宪法的两个文本中，宪法修正文本较之于宪法原文以及宪法修正案明显更受专业人士和普罗大众的青睐，在官方和坊间更为流行。

参见焦洪昌主编：《宪法学（第六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63—64页。此种指涉很可能是出于宪法实施、宪法研究的需要。正是为了确认既有改革的成果并且保证将来改革的推进，被誉为改革宪法的现行宪法方才应运而生并且取代了施行仅4年之久的1978年宪法。[7]诚然，从一般法理上说，较之于起草者的原初意图，通过者的原初理解更具民主性，作为宪法原意更具权威性。

在美国建国之初，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就无疑具有制宪者和释宪者的双重身份。若将宪法原意生成的时间起点锁定于修宪提案之时，起草阶段则将完全沦为修宪的史前史，起草者之原初意图对于探求宪法原意的意义则有可能被低估。

另有一种情形是，相关组织的组成人员发生明显变动，甚至是大幅变动。一者，所谓根据宪法除了根据宪法文本之外是否还有根据宪法原意之意，尚无定论。

可以笼统地说，宪法原意的生成始于制宪、修宪过程的开始，终于制宪、修宪过程的结束。宪法原意于何时得以更替？此其二。